租界除了帶來西式的飲食、生活方式之外，其實也帶來了更深層的城市管理觀念，比如道路。
修筑馬路、拓寬人行道是英國人到來之后首要的市政建設，這其實大大提升了消費體驗，百貨公司的櫥窗成為展示平臺，人們能夠得體、從容地享受精美商品帶來的視覺刺激——消費本身并不限于買，還在于「逛」。
顯然這句話勢必會引向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，即消費主體。
中國目前有近4 億20-60歲的女性消費者，每年掌控高達10億元消費支出，這個數字接近德國、英國、法國的零售市場總和。
但「女性只會買買買」毫無疑問是對當今女性消費觀的污名化和刻板印象。今年2 月，埃森哲發(fā)布了一份名為《智贏她經濟：重新認識數字時代的女性消費者》的報告，其中有些數據與固有印象截然相反。
比起男性目標導向明確的購物習慣，女性的逛街時間往往更長，但并不是只有女性要貨比三家。就比價來看，男性女性沒有太大差別。這其中的差異在于，女性更在意消費體驗，無論線上線下。
埃森哲調研數據顯示，月入8k以上、年齡在25-44歲之間的女性消費者中，有76% 認為購物不僅是買東西，更是購買體驗，有60% 認為購物只是社交的副產品，這兩個數字分別比男性高7% 和4%。并且，86% 的女性隊門店體驗更為信任，這個數字超過男性的81%。
從這點來說，上海商場、線下零售店的距離感、空間感和服務意識其實做得都算不錯。在體驗這方面，消費者的敏感度可能超出一部分人的想象，大到商場好不好走、逛累了有沒有歇息的地方，衛(wèi)生間干不干凈也在其中。
另一方面，除了數碼產品、家用電器、機票和酒店預訂這三大品類由男性握有較大決策權之外，其余的消費品類包括食品、生鮮、服裝、家居、化妝、母嬰等均由女性掌握主動權。在針對30-45歲已婚男性的一項調查中，超過70% 的男性表示，他們的伴侶擁有家庭旅游的決策權。
女性的購物行為并非只為自己，很大一部分其實是家庭購物行為。但話又說回來，如果女性本身能夠做到獨立自主，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，就算是獨自一人本身就構成了家庭的概念，此時按需消費為何成為可指摘之點？
有一點也許是居住在上海的人們目前還未曾體會的，那就是商業(yè)公司對公共空間的爭奪。
大公司們在國外的擴張其實已經遇到了這個問題，比如蘋果。消費者參與品牌體驗，線下店成為通向產品和服務的整體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，蘋果成為眾多公司效仿的對象，但它從去年年底開始屢屢碰壁。
先是在瑞典斯德哥爾摩。由于遭到強烈抗議，瑞典政府在去年11月宣布擱置蘋果在斯德哥爾摩Kungsträdgården的建店計劃。
接下來是澳大利亞墨爾本。蘋果想在這里建立南半球的第一家超級旗艦店，不需要澳大利亞的納稅人交一分錢，并且蘋果還會支付21年的租金，同時帶來新客流，給這個連年虧損的廣場帶來不少的收益，但居民們還是不樂意。
今年4 月，計劃最終落空，主要是因為讓蘋果心動的聯邦廣場是一個重要的公共空間。作為墨爾本的重要地標，廣場內包含多個文化機構，可容納各種公共活動。澳大利亞移動影像中心、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都在這里，中間的巨型銀幕會播放澳網決賽。
在百年前的中國，百貨公司常常被視為具有階級屬性，很長一段時間內，它們都被認為是中產以上的專屬，是遠離平民、奢侈的象征。
1930s起，大環(huán)境越來越惡劣，對消費主義的指責成為主流，大新公司效仿日本的三越百貨建立起了展覽廳。在1936-1950年間，這里共舉行350次藝術展和義賣會。雖然大新只是租場辦展，但對文化的重視度讓它與其它三家華商百貨公司區(qū)分開來，這就構建出文化資本，在不友好的輿論之中博取到社會信賴，重新獲得消費主義的正當性。
百貨公司將自己的私人空間或有意、或無意地打開面向市民，就此承載了更多公共空間的功能，而如今的商場也承襲了這一點。
盡管我們不會將正常的消費和商業(yè)行為視為某種「原罪」，但商業(yè)空間確實承載起了更多文化藝術上、乃至科學技術上的教導功能。文化展覽、新式技術交互現在司空見慣，商場本身也有意將其視為一種獲得消費者信賴的方式。
事實上，蘋果也不再將零售店稱為商店，而更愿意將其稱為「城鎮(zhèn)廣場」，意為它歡迎每個人，其實就是刻意模糊公共空間和私人/商業(yè)空間。
如果說國外對商業(yè)行為入侵公共空間抱有高度警惕和反對批判精神，那么國內，哪怕是上海都還沒有發(fā)展到這個階段。盡管商業(yè)和文化并非站在對立面，但上海對商業(yè)行為的重視和包容，也促使新零售在這個城市崛起。
來源: 公眾號吳懟懟 作者: Cic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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