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除去做檢測之類的成本，利潤很小的。跟做騙子的獲利不在一個層面。”王海強調。公司主營三種業(yè)務，幫消費者維權打假；知假買假；受雇于企業(yè)，替企業(yè)打假。第三種，是他生意的重頭，曾經，一家知名凈水機品牌慕名而來，付給他50萬元，拜托他打擊假冒產品。
相對于普通消費者和商家，法律界人士卻更多持支持態(tài)度。在他們看來，職業(yè)打假人一般具有專業(yè)的辨假能力和維權法律知識，索賠成功的幾率也會大很多。職業(yè)打假對凈化市場和消費者利益保護都具有積極作用。
“如果商家沒有假貨，你緊張什么？如果你有假貨，或者對自己經營的商品不自信，那就應該趕緊采取措施解決假貨問題，而不是一味地糾結該誰管不該誰管。”陳音江說，“客觀上，如果沒有職業(yè)打假人，消法規(guī)定的懲罰性賠償也很難起到真正的懲罰作用。”
從單打獨斗到團隊作戰(zhàn)
“打假是個技術活兒，不能靠經驗。”望著堆到天花板的酒，王海說。
經過兩個多月的行動，已經有保健品、酒和海產品三個項目打算走司法程序了。團隊里的4個律師時刻待命，只等待檢測結果出來，就能進行下一步。
相較于十幾年前的單打獨斗，如今的王海不論是在人員力量上還是在質檢維權的力量上，都不可同日而語。他辦了一個熱線，每天都能接到好幾個爆料電話，這批出了問題的酒，也是這樣“撞進”了他們的視線中。
還是在今年夏秋之際，有一天，王海收到一段視頻，視頻那端的爆料人拍了一個沒有生產許可證的商家，利用酒精勾兌酒來冒充糧食酒。
看完視頻，王海馬上安排人取證，證實了這段視頻的真實性之后，他從這位經銷商手里買進大批白酒，送檢。據王海透露，除了利用酒精勾兌酒來冒充糧食酒之外，這次的“戰(zhàn)利品”里，還有添加塑化劑的。
“不過依靠爆料還比較少，更多的是自己的團隊找出來的。”王海說。在他的團隊里，每個人都是某一方面的專家，“比方說我要打肉類產品的假，那我找的人，要么就是做過肉類生產的，要么就是做過檢驗的，總之，肯定對這個領域非常了解。”
隨著他打假的名聲越來越大，很多其他熱心打假的人士也會將爆料提供給他。“畢竟他在法律這方面比較懂。”
北京人李承順（化名）也是一名熱心打假的人士。2005年，李承順在洗澡時，洗澡間正好有臺洗衣機在洗衣服，他吸入了洗衣液揮發(fā)出來的化學物質，當即窒息。
恰巧王海也關注了這個洗衣液品牌，只不過當時他關注的點是，其中的化學成分是否致癌。受到傷害的李承順在查閱了大量的資料之后聯系了王海，告訴他，這種化學成分并不致癌，你們的研究方向錯了。
兩個立志打假的人就這樣隔空成為戰(zhàn)友。李承順英文好，對電器了解深，這些年，幫王海找出了十多個問題產品。
并不是所有的打假都一帆風順。
幾年前，他們盯上過一種果脯，“在江蘇找了好多家機構檢測，都檢測出了甜蜜素，但拿到北京檢測，就是什么都檢測不出來。”王海說。為了保險起見，他們放棄了這個案子。
在全國，他們有三四十家常去的鑒定機構，每年花在檢測上的費用就有二三十萬元。這不僅因為他們送檢物品數量巨大，為了避免檢測方造假，只有在確保兩家以上鑒定機構都檢測出有問題，他們才會進行下一步行動。
但這仍然免不了官司纏身。2014年9月，王海團隊買了一種宣稱是用冬蟲夏草為原料的保健品，送檢之后，發(fā)現并沒有蟲草素。在整理了所有的證據之后，王海提起了訴訟，但被對方反訴為侵犯名譽權，向他索賠500萬。
原以為證據在握的王海，一審敗訴了。王海不服，提出上訴，二審正好就在今年11月11日。
法律收緊職業(yè)打假行為
“并不是所有的都是為了錢。”談起即將開庭的這樁官司，王海說，“這東西我們買了5萬多，假一賠三，就算贏了也就15萬。但我們投入的人力和財力可不少。”
打假二十多年后，他更精明，也更加平和。
作為打假第一人，他買到的假貨屈指可數。買東西前，他都會把人家商家的信息翻個底朝天。“先了解主體信息，什么人賣的；再了解他所介紹的產品功效有沒有科學依據；再看成本和售價。”有報道稱，他上街買個包子，都要拍下來人家面粉顏色正不正。
早年的時候，他還跟成都的藥監(jiān)局掐起來過，這些年，他越來越樂于跟政府部門合作。在深圳打假的時候，帶了八九十個人，跟在警察后面去一個制假村。沒起沖突，對方看他這陣勢，沒等進村就跑了。
雖然力量與聲勢壯大，但他仍然很謹慎。他從未在媒體前摘掉墨鏡。二十多年來，形象一直如此。用他自己的話講，這叫“風險管理”。
揪出制假者，這是讓他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時刻。但這樣的成就感還能維持多久，還是個未知數。
今年8月5日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（征求意見稿）》向社會征求意見，其中第二條規(guī)定，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,其權益受本條例保護。但是金融消費者以外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組織以營利為目的而購買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不適用本條例。
在很多職業(yè)打假人看來，此條條例意味著法律對于職業(yè)打假行為的收緊。
“不能說因為他們是職業(yè)打假人，他們的打假行為中摻雜自己的利益，維權就得不到保護，否則企業(yè)便可以因此逃避責任。”律師岳屾山說，“維權的最終結果，是要企業(yè)為商品質量承擔責任。”（北京青年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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